刘浩

“刘浩，2000年至今，负责OrchidAsiaHoldings公司在中国的许多投资项目，如：智联招聘网、葆婴/摇篮集团、携程、易趣等。2002年11月担任智联招聘网首席执行官。”估计任何人读完这段经历，都会对主人公产生浓厚的兴趣，为人一向低调的刘浩终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。
物理学成为最初理想“细推物理须行乐，何用浮名绊此生”——著名的美籍华裔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引用杜甫诗句。
物理学，这门被爱因斯坦在20世纪发扬光大的科学，在1979年走进还是少年的刘浩心中，那年是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。这颗种子在刘浩面临填写高考志愿时开花了。“第一志愿我只填了北大物理系。”“之所以选择北大，我觉得那里氛围更加轻松与民主。”刘浩的高中时代已经博览群书，并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他开始接触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作品，而康德的个人兴趣就与其说是在形而上学上，不如说是在物理学上。相比较中国80年代末的计算机热、经贸热，成绩优异的刘浩的选择可谓别出心裁、与众不同。也许，这成为他人生中一个又一个独特选择的开始？
刘浩以北京市高考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跻身当年北大物理系120名高手之列。“大学四年，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，先是因为那场风波，后又忙着考托福、留学。”但是，刘浩还是非常怀念大学四年的岁月，“我觉得大学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：你可以结识各式各样优秀的、有才华的人。也许你上大学以前一直是学校、甚至某个城市的状元，但是到了北大，你会发现周围这样的人太多了，他们各自具备独特的优势和才能。”刘浩觉得在这种强手如云的环境里，可以对自己认识得更加清楚一些。“我觉得在北大的四年，不仅培养了我的学习能力，而且北大宽松的气氛还给予了我想象的空间。”
1992年，刘浩飞赴美国华盛顿大学，继续物理学的学习。在美国的第一年，刘浩受到很大触动，“我过去的理想，大多源于对于科学救国的信念。这种信念，在美国的第一年被打破了。我身边有大量来自中国的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，而他们的才华却被另一个社会所利用。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支持一个社会运转的经济和法律体制。我的兴趣也渐渐转移到了这个方面。长时间的思考之后，我决定：放弃物理，改读法律。”
法律是商业运做的基础——选择耶鲁法学院
哈佛与耶鲁是美国最为古老的两所大学，哈佛创校于1636年，耶鲁创校于1701年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美国境内只有这两所大学。三百年来，这两所大学在美国的政治、文化、经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哈佛尤以商学及政治学领先；耶鲁则在文学、戏剧、音乐方面别开天地。至于医学院及法学院，两校皆以实力深厚著名。所谓“耶鲁精神”至今仍被理解为一种为争取个体的独立、为维护学术自主，即使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的精神。这样的精神可以说与美国当初的立国精神十分吻合。
刘浩如愿以偿，开始了耶鲁三年的博士课程生涯。“我选择耶鲁法学院，是觉得拥有三年的扎实理论基础，比只读两年、为了一个找到好工作的MBA更加有意义。”面临选择时，刘浩总是能够显出他的不随波逐流、独到的见解和不浮躁的个性。
在美国，越是有名气的法学院，越不强调传授知识。耶鲁更是把这一观念推向了极端。一堂课下来，往往会让习惯于记忆式思维的学生觉得什么都没有学到，但是，对于一个有心人却学习了更为宝贵的东西——作为一名律师的思维方式。对任何问题，都要有能力分析它的个点要素。“我们上课时，老师采用所谓的‘苏格拉底’式的提问、问答式。强调的是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。我的同学中有许多优秀的人，让我获益不浅。”
刘浩毕业后，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，并进入了美国著名的律师事务所DavisPolk&Wardwell，这是一家具有150年历史的事务所，曾经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，当年李鸿章建立湖广铁路的债券，就是由他们负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竞争非常残酷的环境，刘浩需要每周工作70-80个小时，他从初级律师作起，很快成为被重点培养的对象。
刘浩在选择专业时，像以往的选择一样，没有挑选正在热闹的证券业，而是选择了相对冷僻的税法。“美国社会非常复杂，政府财政收入就靠税收来维持，我觉得税法拥有更多的内容，相比之下证券业就简单多了。”
两年的律师生涯，刘浩过得忙碌、充实。“如果这样一直做下去，7-8年后有很大希望成为合伙人，年薪会达到100-200万美元，会过上比较富裕、体面的生活。”但是刘浩不愿意在30岁的时候就看到未来20-30年的生活样子。骨子中的冒险和不甘鼓动着他。“我做了两年律师，了解了想学习的东西，我希望能够尽快回国。”为了回国从事风险投资
为了进早回国，刘浩选择了从美国东海岸迁移到西部加州的工作，他很快进入OrchidAsiaHoldings公司，从事亚洲方面的风险投资。借此机会，刘浩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。谈及回国的动机，他称“中国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，我希望将自己最大价值发挥出来。”
刘浩作投资三年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学到了不少东西。“我的公司在投资理念上很先进，在国内的投资也很成功，如携程网、易趣网等等。”
在这三年中，刘浩过着“国际自由族”（International
Freeman）的生活，穿梭往来于旧金山总部、北京、上海之间，平均每一两个月飞北京一次，在飞机上度过了大量的时间。“估计怎么也飞了几十万公里。”
这样的高强度、不规律、不稳定的生活让刘浩三年中没有休假的时间。“不过，回到中国后，发现变化如此巨大，让我工作起来非常有激情。”